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求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

    “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把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把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

    刘鞈是元祐九年中的进士，经过二十八年宦海浮沉，目前已做到述古殿学士，受到朝廷重视，很有希望做到枢密使甚至拜相。他是当时官场中的一个红人，有着锦绣的前程，当然也要受到官场一般规律的约束。那种规律指南针一般清楚地指示着他们在做人和做官的选择上，只能顺从利害关系而不能坚持是非标准。既然做大官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当然只能按照着官场的指南针行事。当他作出这种选择时，个人素养和品质能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头来总是受到完全的排斥。可是他偏偏要在自己内心中强调它们，并且用来把自己区别于一般官僚，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现在与种师道的谈话中他不知不觉地又顺从了权势和利害关系的要求，把天平秤倒向童贯的一面。种师道的话说得太露骨，对童贯实行了人身攻击，他要不明确表态，就可能被种师道误认为他是自己一伙的人，要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童贯了。他不能使种师道产生这种错觉。可是在相反的情况中，童贯在亲信之间，有时在半公开的场合中，也同样对种师道实行人身攻击，攻击得更加恶毒，他刘鞈虽然号称公正，却不能常常挺身出来为种师道说几句话。他对自己承认的理由是如果让童贯感觉到他的倾向性，他就无法保持公正的、平衡的地位来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这就是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

    “目前大军压河而阵，形势十分有利。”他立刻正一正容，用这种严峻的表情让种师道感到在露骨地攻击童贯一点上，他决不能成为种师道的同路人，“宣抚奉官家御笔，发踪指示，我公力任艰巨，同舟相济，大功告成已指日可待。纵使策略上小有异同，都可商量解决，我公何乃出此颓唐之言？至于要用到刘某之处，刘某何人，岂敢不为我公驱策？”

    这是官话。在朋友间的密谈中，有一方面讲出官话来，其目的就是对另一方面的推心置腹的限制。种师道立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