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在这里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说，“永远好像还不够长。怎么啦，西尔维亚，突然想家了？”

    “为什么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面条。”

    她回答时脸好像有点红。“别担心，马修，我向你发誓我要学会做饭。”

    “得啦，你知道说到你的烹调技术时我并不是认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关系到孩子时……”

    “你是不是指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抚养他们？”

    “对。”我答道，极力抑制突然而来的想做父亲的强烈渴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两人谁都找不到一个容易的答案。

    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段，听任斯科托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对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尔维亚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小姐？”

    “你认为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哪儿？”

    “你知道的，回我们来的地方。”

    “会的，去参加我们第一个孙子的婚礼。”

    她笑了。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以后，格兰·古尔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空气已经热得像火炉了。当我们来到一丛按树旁时，我让西尔维亚停下车，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厂弗朗索瓦大妈”用来喝下食盐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后我接过方向盘，开过格雷姆丘陵地带。

    ①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

    几分钟后，大路通到一片开阔的高地。我们已经得到过警告，说这种地形最危险，因为可能的侵犯者能够看见我们而自己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们年轻，正在相爱，又有谁会想伤害我们呢？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刚开始，那声音像一块小石头。在非洲这么偏僻的地方？显然我不愿意相信穿透右侧车前盖的是一颗子弹，可是伴随一阵巨大的噬噬声，被打穿的水箱里的蒸汽喷了出来。我竭尽全力才使车没有失去控制，并停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对情况极富说服力的估计：“妈的！”

    “什么事？”西尔维亚突然害怕起来，问道。

    “不是什么事，”我纠正她道，“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美国汽车俱乐部会员证在这儿管不管用。”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进仪表盘上的贮物箱，抓起手枪匆匆下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时，感觉到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直跳。这时，我面对面地碰上了我们的对手：两个瘦而结实、肤色红褐的战士，胸前交叉挂着子弹袋。他们非常凶狠，在齐腰的高度端着连我都能认得出的俄国造步枪，枪口直指我们。

    知识分子的本性难移，我试图和他们对话。

    “你们想要什么？”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亚语阴沉地说。我的心脏撞击着肋骨，跳得是这样响，我真怕自己会听不见他们的回答。

    一个外国佬说他们的话，这使他们一惊。两个人里较高的一个凶狠地打量着我。很不快调的是，我们仍能听见格兰·古尔德的琴声。

    “跟我们来。”他吼叫着说。我决不可能让这些家伙把西尔维亚带走。绝对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滚开，别挡路。”我也吼道，还加上了从病人痛苦时用的骂人话中学来的精华。这生动的土话又一次使他们愣住了。我回头对西尔维亚大喊，要她赶快坐到驾驶座上，在换挡前的一刹那通知我。

    显然她是吓傻了。“不，马修，也许我们应该按他们说的去做。”

    “听我的，见鬼，”我厉声说道，企图把她从瘫痪状态下震醒，“你不会愿意做他们的俘虏的。好了，按我说的去做！”

    这时，伏击者之一用步枪向我示意，要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