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台湾《联合报》的记者称，“现在若到大陆，无处不见房地产公司的招牌，无处不谈土地买卖。”

    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显示，到1993年4月为止，全国开发区开工面积307平方公里，约占规划面积的2%，也就是说，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发”，全国因此减少耕地1000万亩。5月16日，国务院发文限制盲目建立开发区，到11月，沿海7省1区关闭了700个“圈而未发”的开发区。在以后的10年里，开发区的过度开建现象其实一直没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初，全国的股民总数增长到了200万。

    在上一年爆发了深圳抽签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后，中央决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掌控。当年10月，证监会匆匆成立，1993年4月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月宣布对国内法人开放A股交易。紧接着，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宝延风波，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购战。

    延中实业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公司，其上市纯粹是一个偶然，在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吃螃蟹的情况下，这家只有50万元注册资本的小企业意外地成为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并成为第一批上市的公众企业。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股本结构上的特殊：由于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使它在众多股票中显得非常独特，也成为那些资本玩家们最乐意染指的企业。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一制度在2005年之后才被改变。

    这年春夏，与全国投资大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股市却要萧条得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利好的推动下，沪市股指曾冲到过1558点，可是接下来就掉头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股指更是应声大挫，跌破了1000点。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内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北上拜访，他告诉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他举例说，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鲇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以躲避鲇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渊听懂了，他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

    一个月后，这条名叫宝安的“鲇鱼”果然就来了。宝安开始攻击延中，沪市果然被搅得骚动不已，延中股价连日拉阳线，股价从9月涨到了12元。9月30日，宝安发表声明，宣称已拥有延中实业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涨，8日后竟达到42.2元，沪市随之大热。

    宝安此次狙击，颇有技巧，按证监会的规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须要公告，宝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开盘，就大口咬进342万股，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其时间刚好拿捏在公告发表的同时。延中认为，宝安的做法是一种恶意收购，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它还掌握了另一个很有利的事实，出手收购的宝安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元，而用在收购上的资金前后多达8000万元以上。政策规定，信贷资金和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延中当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利益，风波由此而起。

    从公开的事实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