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后立刻就供不应求。秋天，张瑞敏从北京领回了“国家质量管理奖”，他还送了四台冰箱到德国参加样品展示会，并提出“三个1/3”的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即季后海尔冰箱将在“国内生产国内销售1/3，国内生产海外销售1/3，海外生产海外销售1/3”。在这个稍显粗糙的规划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成为“全球性制造基地”的雏形。

    北京联想的柳传志获得了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联想成为继四通（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万润南在上一年出逃国外）之后最大的电脑销售商，开始自主生产，销售微机板卡。公司办公室主任郭为想出了一句牛气十足的广告词：“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则广告从下一年起投放，立即风靡全国。

    在偏远的四处绵阳，一家名叫长虹机器厂的军工企业突然跃升为全国最大的彩电制造企业。它在1980年率先转型，与日本松下合作，成为国内首批引进生产线批量投产彩电的企业。就在彩电炙手可热的1988年，厂长倪润峰又研制出第一台立式遥控机型，他还组织了200多名推销员“上山下乡找市场”，一番拳打脚踢之后，，长虹成为全国首批45家国家一级企业之一，而且是西部唯一的一家。

    无论是海尔、联想还是长虹，1988年之前的国营企业序列中都是寂寂无名之辈，也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倾斜，然而它们都因为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因而在市场竞争中站住了脚跟，得以迅速地脱颖而出，相继成为新一代国营企业的翘楚。而那些试图寻找政策保护，甚至期望通过治理整顿“净化”行业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则不可避免地持续沉沦，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麦当劳匆匆地在深圳开出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快餐店，这已经是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快餐店，这已经是1990年的10月8日。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深圳女孩邱洁云是第一批参加面试的服务员，她说：“我本来以为应聘服务员，顶多是擦擦桌子，没有想到第一天就被分配去洗厕所。我当时觉得很委屈，一边洗厕所一边掉眼泪。”她后来当上了这家深圳店的经理。麦当劳匆忙开店，是因为它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事实：比它早进来三年的肯德基早已赚得钵满盆满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羡慕地说，“每天一到吃午饭的时候，北京三家肯德基炸鸡店就门庭若市，排队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两块炸鸡、一点土豆泥，一点卷心菜沙拉和一块面包就要8.5元。天安门附近的分店创下肯德基单店最高销售记录，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盈利最好的连锁店。”

    那些早早来到中国的外国品牌都尝到了甜头。最早来到中国的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开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每天就有2.3万元的销售额，一件不起眼的服装标价就高达1500元。9月，皮尔·卡丹本人又来了一次北京，他被特许在以前的皇宫紫禁城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时装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时装大师还同时代理了奥迪、瓦伦蒂诺等意大利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权。香港《文汇报》撰文《洋货狂袭中国》，它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分析洋货对国货以及消费者观念的冲击，作者惊呼：“任凭洋货长驱直入，充斥市场，其严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言论背后，人们似乎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一次国货振兴的运动。

    那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在深圳有一条“中英街”，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这是一条长约205米，宽不足4米的小街，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沙头角。从1979年开始，这里就成为一条特许的免税街，内地的游客宛如长龙，人们领了“特许证”后立刻挤进小街，先是站在标有“中英地界·光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