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要求：“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不得超过500元，小苗不得超过5元。同时还规定，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是往烈火中浇了了一盆油，君子兰价格再被催涨。1984年10月，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号召全体市民“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载三到五株，不种君子兰，愧为长春人！”至此，疯狂到达顶峰却也迅速转入疲态。由于投机过于剧烈，引发种种社会动荡，尤其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单位动用公款投资君子兰，成为疯狂最强劲的动力。终于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长春市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明文规定，“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禁不止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此规定一出，君子兰风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再无波澜，只留下一地捧着花盆的市民欲哭无泪。

    长春君子兰事件在当年并非孤例。1982年前后，江浙一带也曾爆发过五针松（一种观赏型松树盆景）的炒卖事件，其疯魔状况也毫不逊色。这些现象颇似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事件。1630年，荷兰发生郁金香的疯狂炒卖，其风席卷整个欧洲。最疯狂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一月之内可翻100倍以上，一枝郁金香可换4吨小麦、4头牛或12只羊。这是商业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泡沫事件。它可以被看做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对财富渴求的一次妖魔式释放。

    “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开了。

    客观的说，1982年宏观经济的紧缩，并没有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回流，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粗暴是一个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政府，在面对新环境时缺乏市场经济管理能力的体现。在中央决策层，改革依然是主流的力量，一些重大的变革在继续推动中。

    这一年的一月，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力主下，国务院宣布精简机构，这是建国之后该机构规模最大的一次缩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用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论说“官越大，减得越多”，其中，副总理减少了八成，部长级减少了七成，司局级减少了五成，其余减少了1/3，部委从52个减少到41个。外电乐观地认为，“国务院做出了一个新典范，如果全国各省市起而仿效，中国的机构臃肿之症可以治好一半。”在3月8日，国务院宣布增加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它的权力将日渐增大，一度握有股票上市等审批权，直到1998年3月被撤销，它一直是最显赫和权重的经济主管机构。

    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是，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式上致辞，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换句话说，中国已下决心放弃高度集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关于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经历了五次转变：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1979-1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1984-1987年，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1987-1992年，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92年以后，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与这一战略相关的是，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