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了福建厂长的“松绑公开信”。他为政亲民，去贫困山区调查，十多日连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他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注意到了，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而令人扼腕的是，两人结局却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广东干了5年，年年风雨飘摇，他多次向中央写检讨书，在胡耀邦等人庇护下才勉强过关，1985年，他退居二线。当日，他对老朋友、曾任毛泽东秘书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我总算是平安着陆。”项南却没能“平安着陆”。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闽南晋江地区爆发“假药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罢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项南对这一处分始终不肯认错，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胡耀邦晚年与人谈及项南时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项南晚年寡言少语，默然度日，未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辩。而任仲夷则继续他犀利的作风。2004年，91岁的他接受《南风窗》专访，在《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他坦言：“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

    1997年11月，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时并称的“任项”，全数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