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制定派遣第10军去上海作战的计划十分突然，所以日本方面在调集作战器材，尤其是有关船舶器材都比较困难，加之还有参谋人员提出杭州湾的水文、气象情况对登陆作战均十分不利。因此在计划制定之初，第10军实施杭州湾登陆作战的计划似乎只是参谋本部的一个空想。

    然而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第一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人却力主实施这个计划。在一番争执之后，虽然预料到会有相当多危险和困难，但考虑到登陆作战后，战略态势的有利一面，参谋本部还是决定坚决实施。

    而关于在上海方面重新使用兵力问题，参谋本部决定把现有兵力、从华北调来的部队以及国内已经动员的部队合在一起使用，所以没有直接在国内再次实施动员和派遣更多的兵力。但是由于当时陆军省、参谋部内还留有浓厚的“不扩大”方针的意见，特别是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慎重态度，加上要得到新的预算、进行部队集结、补充必需物资等因素，所以陆军参谋本部采取了宁拙而求速胜的办法，依次实施作战准备。

    其实早在10月4日参谋本部就以《临参命第五百五十五号》指示：“第18师团应进行登陆作战训练。”第18师团是根据9月11日的《临参命第一百零二号》准备派到满洲的，20日实施动员完成后，即在北九州集结。而于10月6日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一百一六号》命令第8师团顶替第18师团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官属下之后，这个师团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可以运用于任何战场的机动部队。而关于从华北调兵的问题，10月5日参谋本部就下达命令，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平津地区集结，23日又命令1个师团在平津地区集结。所以当参谋本部于10月9日作出调遣决定的时候，第10军的基干力量很快便集结完毕。

    就在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之际，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中日两国的国力强弱悬殊，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一时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甚至在日记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这些钱大钧都是知道的。

    而在国民政府内外，更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6个月。因此7月14日，徐永昌便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

    而在国民政府的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等精英人士也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介石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可笑的是直到8月6日，胡适还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作出让步，就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钱大钧深知蒋介石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矛盾。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