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