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任何自卑的情绪，反而感觉自己很荣耀。

    事实上，在我们眼里，她也确实值得荣耀。

    那种独享宠爱的生活，是我们想要不来的。

    我和高江江、黄春梅在一个班级里，被老师分到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放学，我们三个一同趴在我家的炕沿上，站着写各自的作业，或者坐着小矮凳在地上的饭桌子上写。

    我们从来没有去高江江家写过作业，范姨不喜欢人多去她家里；也没有去过黄春梅家，她的父亲，太严厉，除了黄春梅自己，胡同里所有的孩子都怕他。

    所以，我们三个每天都会在我家里呆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因为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步子大，而在其他方面投入就略逊一些，但这个时期又是我国生育高峰期，各家各户基本都是西、五个孩子，所以很多地方的学校校舍都比较紧张，我们矿区学校也是这样，解决办法就是同年级单数班级和对应的双数班级共用一间教室，分别在上、下午上学，每周倒一次。

    通过黄春梅的嘴，我们班级里面的同学和同一教室另一个班级的同学，都知道了我和高江江是两口子。

    我们“两口子”经常性地被耻笑和孤立，这其中有黄春梅把在我俩内部通过不断观察得到的细节变成打探的消息，在同学当中不断散播的缘故，也有我亲自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对高江江特别关照的原因。

    一次次发生的事情，都进一步向大家印证了我俩是“两口子”，从而刻意疏远我们。

    但这并不影响我继续时时、处处照顾高江江。

    有一年的中秋节，我们上午课，中午我们三个放学后首接回到了我家，正赶上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来串门，送来了两包月饼。

    那个年代，对于中秋节月饼，我们大致都是从上一年的中秋过后开始，就望穿秋水地期盼下一个中秋，中间360多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