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伯第一次离开利昂丁难民营到他与约尔·白尼适一起去巴勒斯坦，这一段时间内他所做的一切，有关他如何急切地寻找父亲的下落，后来如何了解到父亲的遭遇等等，是靠塞梯尼亚兹、塔拉斯和哈斯三人把各自了解的一鳞半爪拼凑起来才为人所知。萨尔茨堡的那一段主要来自哈斯，关于哈特海姆城堡的情况来自塞梯尼亚兹，他还提供了有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黎明时分雷伯到老家去的一些情节，塔拉斯则听雷伯讲过在奥地利搜索施泰尔的前后经过。

    离开了萨尔茨堡，他们直接来到维也纳。迪耶戈奉命在内城区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门前停车。

    “咱们现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迪耶戈关上引擎。那座宅第带男像柱的门廊气派很大。雷伯望着门口，不做任何手势，坐在车上不动。

    迪耶戈问：“你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是的。”

    正在这个当儿，房子里出来几个小孩，其中一个把收音机贴着耳朵。

    “你不想进去吗？”哈斯问。

    “不。”

    但是雷伯转过脸去，目送着两个孩子向波希米亚公署走去。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雷伯本来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迪耶戈凭直觉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

    “开车。咱们走吧。”他暗哑地说。

    下一站是一个名叫莱歇瑙的地方，不过车先在维也纳的申肯巷从头至尾走了一趟——“以前这儿有一家书店。”莱歇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村庄。雷伯来到孤零零一个农家门前打听一个名叫埃玛·多宁的女人。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妻对她只有一点模糊的记亿。他们说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说，“曾经有三个孩子寄养在她家，三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现在应该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了。”

    那对夫妇摇摇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埃玛·多宁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时候三个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里到处向人提这几个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玛·多宁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先后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儿寄养过。

    雷伯回到汽车里坐下，张开瘦骨嶙峋的大手搁在膝盖上。他低下头说：“咱们走吧，迪耶戈。”

    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你有机会去里约热内卢的话……”

    然后，是奥地利的最后一站。

    这个人四十多岁，名叫克勒尔，主持着一个在奥地利相当于公证处的法律事务所。他们事先通了电话约定，克勒尔在伊绪尔温泉等他们；迪耶戈开的车一到那里，他就上来。之后他们继续登程。

    克勒尔好奇地注视着雷伯。

    “家父告诉我，说他见过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尔莞尔一笑。

    “大概我的记忆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记错了。那时侯我才四岁。但家父很清楚地记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要一丝不苟地满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说实话，我对你很感兴趣。三十二年来你—直铭记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