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

    这个墨西哥人自己不愿到东五十八衔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个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讲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流利的、委实无懈可击的英语很有礼貌地问，能不能劳塞梯尼亚兹大驾到他下榻的旅馆来一次。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从神秘的杰思罗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中已经了解到桑塔纳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桑塔纳在雷伯的干部队伍里地位越来越高。桑塔纳的班子做过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罗德一些新的大规模扩张计划得以实现。塞梯尼亚兹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说，他并不经常有机会离开事务所到别处洽谈工作。

    “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