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