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人中间，乔治·培拉斯是对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对他怀着最自然的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父爱。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少年时感情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始终没有从这次震荡的余波中真正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