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