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个大废物，与社会格格不入？关于是天生的撒谎者？”

    “不对。”

    “不对。”

    “不对！”

    “那关于什么？”

    “不可救药了。”八号说。他厌恶地摇一摇头。

    “典型的。”杰太太说。我曾把她当做好朋友看待。“你可以从社会和精神方面去想。”

    “与思想有关，跟身体无关。”

    “太尖刻。”

    “连工作都保不住！”

    “连闹饥荒时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

    “这跟我找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大声说。

    “没关系也有关系！”

    “我来问他几个问题！”

    “求求你们。”我乞求说，任凭泪水满面流淌。凭着直觉我设法遮掩自己暴露的部分，因为我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破烂的内裤——忽然想起母亲的教诲：要记住，参加考试之前一定要换一条干净内裤，去买鞋之前一定要换一双没有洞的袜子。

    “他疯了！”二号指着我的狼狈样子责难地说。

    “就是个疯子！”

    “精神失常！”

    “神经错乱！”

    “我会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为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想象的一切罪过而忏悔。如果你们肯给我——不！我什么也不忏悔。我有我的权利！你们就是要折磨我。给我一毛钱让我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反正，我拒绝承认这个法庭，因为你们忘了宣读我的权利。”我挥着拳头朝他们嚷道。

    “我不是傻子。我懂法律。”

    “比搞同性恋的家伙还蠢。”

    “我动议不受理此案，理由是——！”

    “比啄木马还疯狂！”

    “行，行，我认罪。妈的，我要是开了头就收不住了。咱们可就要在这儿呆到下地狱那一天了。”

    “我们有的是时问。”主席笑着说。

    “可是到底要我认什么罪呀？”

    “你会知道的，努德尔曼先生，”他边笑着边渐渐远去。“你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