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