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狈不堪，拱手求饶。剧情诙谐风趣，清新振奋。张治中笑得流出眼泪，使劲鼓掌。

    这是四月七日，周恩来特地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安排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张治中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角度，我始终是在笑着。我由衷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有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

    张治中自四月一日到北平，接触了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还和大学生、中学生进行了交谈，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北平他并不陌生，春天依旧刮着干涩的风，风里裹携着来自塞外的黄沙。但无论走在街头的行人，还是忙碌着的男女，那富有弹性的脚步，那挂在嘴角的微笑，那舒展的眉梢，更有那大街小巷的欢庆锣鼓、秧歌队、腰鼓队，都真实确切地给人以“换了人间”的感觉。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他像被套在喜悦中的痛苦者，徒使痛苦加倍。

    这种感觉临来北平前也曾有过。

    那是三月三十日，他为和谈之事专程去溪口听蒋介石面谕后返回南京，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阵阵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从未有过的热烈场面。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他内心却十分痛苦。这些人赞成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以为可以“谈”出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国民党内无论主战的还是主和的，均缺乏对时局的清醒冷静的认识。他们不明白或不愿相信，国民党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不可能。

    张治中内心的矛盾交织着，他的痛苦在于他既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又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余年的党仍一往情深，对蒋介石怀着知遇之恩。

    来北平之前，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执意再到溪口去一次，也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成行的。当时屈武问他：“文白，这种时候去溪口，还有必要吗？”

    张治中叹道：“这样大的事情，须总裁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上。若没有他的认同，和谈即使达成协议，也没用。他还是党的总裁，我们是党员，也有向他请示的义务。再者，从礼貌出发，临别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蒋介石接见了他，仍是优礼有加，但情绪的冷淡是明显的。溪口亦不是他上次去时的清静，从南京去的人很多，人人表情冷漠黯淡。有些人抹不开面子，同他敷衍几句；有的有意回避。张治中揣度，这种气氛可能与即将开始的和谈以及他扮演的角色有关。

    蒋介石对国共的这次和谈，态度很微妙。他十分清楚，和谈是李宗仁挥舞在手、取媚于国内国际的旗帜。李宗仁的这种举措、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划江而治。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桂系便能在江南半壁江山称孤道寡，蒋家天下便被桂系所取得。但蒋介石积多年政海宦波之沉浮，清楚政治交易场上的游戏规则绝对是你死我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余地。他断定李宗仁的梦想难以成真，故而他不出面反对和谈，而且作出支持和谈的姿态，因为他需要和谈来赢得他所需要的时间。只要和谈能拖至秋后或者夏末，正在装备的新兵团，二百万部队即可投入战场。

    张治中回南京后，于四月一日率和谈代表团飞北平。无论如何沉重、艰难，他终于带着国民党过多的幻想与奢望，如同一只和平纸舟，驶向彼岸。

    解放了的北平给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多方面的心灵撞击，这种撞击在他见到中共首脑毛泽东时，更为强烈。

    观看秧歌剧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当那熟悉的身影出现时，他看到的仍是穿着深灰补丁棉布衣服的毛泽东，和他四年前在延安看到的没有两样。他心里叹道：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文白先生，我们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