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擦洗、扫地、剥菜、为婴儿洗澡、照着锅里煮的东西之类的活儿，人们通常不让男孩子去做，却允许他的姐妹去做，甚至要求她们去做。尤其是大姐，经常在这样分担着母亲的家务。不论是为了方便，还是由于敌视和虐待，母亲都因此摆脱了许多负担。女孩子就是这样被迫过早地顺应了严肃事务的世界。这当然有助于表现她的女性气质，但也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由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变成了女人，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地位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她进入青春期时已像个成年人，从而给她的经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个孩子，如果承担过量的劳动，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让她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自豪地认为自己和大人一样有能力，并且乐于分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女孩到主妇没有多远的距离。一个职业上有所专长的男人，是在学徒期间离开童年阶段的。所以，小男孩觉得他父亲的活动十分神秘，他在心目中根本无法勾勒出他即将成为的那个男人，将有怎样的形象。相反，对女孩子来说，母亲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她的父母所说，“她已是个小妇人了。”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其实，如果说她比较接近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越地位也看得更清楚了。认同于母亲常常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如果说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不是因为她想放弃自己的权力，相反，这样做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主妇群体似乎拥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伙伴、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读的书把她带出了母性圈子，那么她就会看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意外发现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