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尘，阿兹莎便会眨着眼睛，匆忙解释几句。她就像一个因为家里乱糟糟、孩子脏兮兮而在客人面前觉得尴尬的女主人。

    若是问起她在那儿的生活，她用欢快的语气搪塞过去。

    我在这里很好，阿姨，我很好。

    那些孩子欺负你吗？

    没有，妈妈。他们都很好。

    你吃饭了吗？晚上睡觉了吗？

    吃了，也睡了。是的。我们昨晚还吃了羊肉。也可能是上个星期吃的。

    当阿兹莎这样说话的时候，莱拉觉得她像是一个小小的玛丽雅姆。

    这次阿兹莎说话有点磕巴。这是玛丽雅姆先发现的。不是很明显，但能察觉出来，是当她说到发音以t开头的字时尤其如此。莱拉问察曼这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说：“我想她一直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五下午，他们带着阿兹莎离开恤孤院，让她去跟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们的拉希德见上一面。看到他的父亲，察尔迈伊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在莱拉怀里扭来扭去。阿兹莎和拉希德打招呼的口气很生硬，不过并没有敌意。

    拉希德说他们应该快点来，再过两个小时，他就得回去上班了。他在洲际饭店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这是他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工作时间是每周六天，从中午到晚上八点。拉希德的职责是替客人开车门和提行李，清扫偶尔溅在地上的液体。有时候，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自助式餐厅的厨师会让拉希德带一些剩菜回家——只要他不把这件事说出去。通常是一些浸在油里的冷肉丸，外壳变得又干又硬的炸鸡翅，变得难以嚼动的贝壳意粉，坚硬的、混着沙子的米饭。拉希德曾经答应莱拉，等他存够钱就把阿兹莎接回家。

    拉希德穿着他的制服，酒红色的涤纶西装，白色的衬衣，用夹子夹住的领带，遮住他一头白发的大盖帽。穿着这身制服，拉希德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看上去脆弱而迷茫，几乎不露一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可怜。就像一个对生活施舍给他的屈辱照单全收的人。一个老实得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佩的人。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泰坦尼克城”。他们走进河床，两边是临时摆在干涸堤岸上的摊档。他们沿着桥边的阶梯朝下走，看到一个赤足的男人被吊死在起重机上，他的耳朵被切掉了，脖子垂在一根绳子的末端。他们走进了喀布尔河，周围到处是招徕生意的商人，兑换外币的人，满脸疲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卖香烟的小贩，还有一些蒙着脸的妇女将伪造的抗生素处方给过往的行人看，跟他们讨钱去开药。挥舞着皮鞭、嚼着烟草块的塔利班在泰坦尼克城里面巡逻，随时准备给那些放肆的笑声和未曾遮住的脸庞一点教训。

    有个卖玩具的小摊夹在一个卖外套的地摊和一个卖假花的档口之间，察尔迈伊在玩具摊挑了一个橡胶篮球，上面画着黄色和蓝色的螺旋花纹。

    “你挑一件吧。”拉希德对阿兹莎说。

    阿兹莎没有反应，她尴尬得浑身僵硬。

    快点，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得上班了。”

    阿兹莎选了一个投币糖果机——投一枚硬币便会吐出一颗糖果，打开机器下面的小门便可以把硬币取出来。

    当小贩说出价钱的时候，拉希德双眉一扬。他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拉希德恶声恶气地对阿兹莎——好像跟他讨价还价的人是她一样——说：“把它放回去，我买不起。”

    回去的路上，越接近恤孤院，阿兹莎的兴奋就减弱一分。她双手不再挥舞。她的脸色变得沉重。每次都是这样的。现在轮到莱拉说个不停了，玛丽雅姆也会插嘴说几旬。莱拉会紧张地笑着，慌张地用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来填满那令人忧伤的安静。

    后来，等到拉希德和他们道别、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之后，莱拉看着阿兹莎挥手和她们道别，拖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