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风如何吹动，如何嗡嗡作响！

    我像一阵轻风一样坐到琴凳上，进行速度练习。我总是以车尔尼练习曲作为开始，为的是做好演出前的准备。老人讨厌车尔尼，我也是，但是车尔尼是当时菜单上的当日推荐菜，于是就弹车尔尼，直弹到我的关节发麻。车尔尼使我模糊地想到后来我碰到的巨大的一无所有。我被固定在琴凳上，却发展了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啊！这就像一口吞下一瓶补药，然后让人把你捆在床上。在我演奏了大约九十八支练习曲之后，我准备来一点儿即兴之作。我常常敲出大量和弦，把钢琴从这一头砸到那一头，然后沉闷地转调，弹起“罗马的燃烧”或“本·胡尔战车赛”，每一个人都喜欢后一个曲子，因为它是可理解的嘈杂声。

    在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前，我早就在樟木键上为它作曲。我当时精通科学和哲学，精通宗教史，精通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精通占卜，精通脑壳的形状和重量，精通药典和冶金，精通一切无用的分支学科，它们让你未老先衰，得消化不浪，得忧郁症。急于把这些博学的废物吐出来，这想法已在我肚子里憋了整整一星期，就等着星期天的到来，好给它们谱曲。在“午夜火警”和“军队进行曲”当中，我会获得我的灵感，就是要破坏一切现存的和谐形式，创造我自己的不和谐音。

    想象一下，天王星同火星，同水星，同月亮，同木星，同金星，相互处于良好位置。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天王星在它位置不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苦恼”的时候，却运行得最好。而我星期日早晨发出的那种音乐，一种安乐的音乐，深深绝望的音乐，源于非逻辑地处于良好位置的天王星，它牢牢地固定在七号房子里。我那时候不知道它，不知道有天王星的存在，而我的无知倒是一种幸运。但我现在能看到它，因为这是一种侥幸，一种假安乐，一种破坏性的火一般的创造物。我的情绪越高涨，家里人就越安静。甚至我的疯妹妹也变得镇静自若。邻居们常常站在窗户外边听着，我不时会听到一阵喝彩，然后砰，嘘嘘！我像火箭一样，又重新开始——速度练习第9471／2号。

    如果我碰巧看见一只蟑螂在墙上爬，我就有福了；这将丝毫也不变调地把我引导到我那架可悲地起着波纹的古钢琴弹出的伊西之曲。有一个星期天，就像那样，我作了可能想象的最可爱的谐谑曲之一——致虱子。这是“源泉”，我们大家都在进行硫疗；我将整个星期都倾注在但丁的英语版篇上。星期日像融雪一般到来，鸟类被突然到来的高温热疯了，在窗户里飞进飞出，对音乐无动于衷。有一个德国亲戚刚从汉堡或不来梅来，一个未结婚的姑妈，样子像一个女相公。仅仅靠近她，就足以使我发狂。她常常拍拍我的脑袋，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我过去恨莫扎特，现在仍然恨他，所以为了向她报复，我就故意演奏得很糟糕，弹出我所知道的所有刺耳的音调。然后，如我所说的那样，来了一只小虱子，一只真正的虱子，它藏在我冬天穿的内衣里。我把它抓出来，轻轻放在黑键末端，然后我用右手在它周围弹起了吉格舞曲；噪音也许在黑键末端把它震聋了，然后，它似乎对我心灵手巧的卖弄着迷。它这样精神恍惚，一动不动，终于使我心烦起来。我决定用我的中指全力给它来个半音阶。我大大方方地捉住它，但是用力过猛，它粘在了我的指尖上。这使我得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从那时候起，谐谑曲开始了。这是一首被遗忘的旋律的大杂烩，加上芦荟和豪猪精的作料，有时候同时用三个键来弹奏，始终像一只华尔兹鼠，围绕着纯粹的概念转圈。后来，当我去听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时，我理解他正在遭遇着什么；我理解怀特海德、罗素、金斯爵士、爱丁顿、鲁道尔夫·倭铿、弗罗贝尼乌斯、林克·吉莱斯皮；我懂得，如果从来不曾有过二项式定理，为什么人们也会发明出它来；我懂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