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就此点而言，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

    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深为震动，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现在所传世的种种版本，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绝不是要脱离对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红学”“正题”的轨道，去搞“烦琐考证”，恰恰相反，通过严肃的探究，讲述出的真故事，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举例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关于李纨的故事，也就是那么个样子，那么，我们对李纨这个人物的理解，也许便不难简单地定位于“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三从四德的礼教的牺牲品”，其实在八十回以后的真故事里，她将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生存状态与性格侧面，她抱着“人生莫受老来贫”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啬虚伪，在贾府大败落的局面中，将演出自私狭隘却也终于人财全空的惨剧。这再一次显示出，在曹雪芹笔下，几乎没有扁平的人物与单向发展的命运。高鹗的续书是否政治阴谋姑且勿论，他将大部分人物命运都平面化单向化地“打发”掉了，甚至于把贾芸这个在贾府遭难宝玉入狱后将仗义探监的人物，歪曲为拐卖巧姐的“奸兄”，诸如此类，难道不应当扫荡烟埃、返本归真吗？

    十二岁时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的文章，却是９０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我写了一些细品艺术韵味的《红楼边角》，写了几篇人物论（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显家的、赵姨娘等），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称是从事“红学”中的“新分支”的“秦学”研究；因为我的“正业”是写小说，所以又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

    》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去岁冬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一书在流传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周先生在节目中说：“我一生研究，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此言乍出，我颇吃惊。周先生从事“红学”研究半个世纪了，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红楼梦新证》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红学”家观点颉颃处，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其在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还有主持编撰《红楼梦辞典》，等等学术活动，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全无“学术面孔”，出之以“通俗评话”衣衫的呢？

    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１９４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