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活动的极端右翼分子，大多是日本社会素质较为低下的一群混混，日本百姓对他们的态度也多是敬而远之。他们驾驶着黑色宣传车，奏着高亢的旧日本军歌，呼喊着带有反共、反华、反左派口号，在车上插着造型怪异的旗帜于大街上行进，成为东瀛街头令人不快的一景。

    右翼团体经常雇用社会流氓，造成其整体形象更加不堪。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右翼在长野曾发生冲突。那一次，日本右翼分子举着的旗帜中，竟然可以看到“膺惩支那”这样仿佛上一个时代的标语。他们的据点“狐狸庵”前堆满了酒瓶，大喇叭的喧嚣震耳欲聋。

    在那一次传递圣火的活动中，当日本右翼分子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以后，连日本警方也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丘上，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这类右翼人士多是年轻人，政治上激进，行为上暴烈，普通百姓都将他们视为极度危险分子。日本警方等相关部门也将他们列为监控和管制对象。日本大多数民间右翼团体都有暴力团的背景关系，由于暴力团形象极端恶劣——有些暴力团干脆就摇身一变“结社”而成某某政治组织，许多右翼包括极右翼组织及人物臭名昭著。所以，尽管他们折腾得厉害，但对普通国民却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但说到政界、学界、经济界、宗教界、媒体一些保守的右翼人士，因为话语权都被握在他们手里，更容易对普通百姓产生重大影响。

    以媒体为例，除了那些极端的右翼媒体，主流媒体中就有知名度极高的极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发行量很大的保守派系报纸《读卖新闻》；杂志类有《周刊文春》、《周刊新潮》、《思想战士》、《青年战线》、《原理日本》等，媒体右翼聚集在这些报纸刊物旗下，形成了媒体鹰派右翼势力。

    在日本有两个和《产经新闻》紧密相关的右翼组织，一个叫做“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还有一个是“同台经济恳话会”，这两个团体的会长都由濑岛龙三担任，这个人是原关东军参谋，现在身兼日本Ntt顾问、亚细亚大学理事长、日本美术协会会长、稻盛财团会长等职。旧军队及自卫队出身的许多人都加入了这两个组织，之外，包括政界、宗教界、文化学术界的名流在内，还聚集了很多财经企业界的巨头。

    钓鱼岛事件折射出的日本右翼势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右翼势力三大阵营不仅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惹是生非，制造麻烦，他们还会在靖国神社参拜、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许多个问题上与中国为敌。失落的二十年，让日本社会跌进挫折郁闷、躁动不安的深渊，右翼势力极端的意识形态像弥漫的瘴气在渐渐吞噬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1990年5月，一个名叫村井友秀的大学副教授在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此公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变化深感不安，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耸人听闻地声称：“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模式，即强者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此公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近二十年来不绝如缕，据《平成三十年》一书的预测，到2018年，日本的经济将极度萎缩，曾经多达六十万家的建筑公司只剩三家，除了修路别无事情可做，日本在制造业、医疗和保健业的地位完全被中国取代，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