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所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有关者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相当详细地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等情况。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国完全可以向中国方面提供这些信息，以避免伤害，但它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以至于屡有伤人事故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国家赔偿法应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但是，就在这么浅显的道理面前，日本政府还是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说是因为日本司法部门对类似事件判决不一致。据报道，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对“齐齐哈尔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诉讼律师团提出的会见要求，公然拒绝，并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件的赔偿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谈，此时会见诉讼律师没有必要。”

    2004年7月1日，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中国，帮助指认二战时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并且在吉林省敦化市对当年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辨认，由于多年过去了，记忆的模糊使他们并没有确定准确的埋藏地点，可是他们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

    小林利男时年84岁，户口好太郎时年82岁，他们是跟随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前来，其中包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律师。据《巷报》报道，这几位日本老兵关于化学武器埋藏地点的指认资料，将会通过中方律师团提交给中国有关部门，作为勘查化学武器的依据，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也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对日本政府不作为态度是个有力的回击。”

    老兵们来到敦化市沙河沿镇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东机场进行了辨认。下午，到敦化市大桥乡河东村拜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遗孤。之后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位于敦化市西北的吉林省航空护林站，这里曾是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西机场，当年，两名日本老兵就是在这个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带到了西伯利亚的。

    当记者问小林利男为何产生出到中国辨认二战遗弃化学武器地点的想法时，他说：“60年前战败的时候遗弃在中国很多弹药，其中有化学武器。我们心里一直留着这个伤痛，化学的东西腐烂以后，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说到此，小林利男流下了眼泪。

    民众比政府更有良知。2005年6月，《哈尔滨日报》记者何秀丽随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赴日本跨国取证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原队员田村良雄，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怕的事情”：我进入731部队是1939年，在哈尔滨我们作为少年队的成员接受培训，当时我15岁，从那时起，我便渐渐地失去了人性。第一次进入解剖室时，我腿直发抖，浑身打颤。那个人被运到这里后，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我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脸也刷洗，剩下的情况我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取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菌。做完手术后，现场并不清理。

    原侵华日本士兵松下胜治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追悔不已：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了，天将亮的时候，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长山下政义中佐带领100多名军士、军官，悄悄地向村庄北面树林子的背后移动过去，周围的村庄还沉浸在睡梦中。联队长发出命令；演习开始！就在瞬间，一股白烟腾空而起，转眼间就吞没了村庄。村民们连滚带爬地抱着孩子，背着老太太，拼命地跑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吸入毒瓦斯昏死过去。

    大约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受山下联队长命令进行现场调查的军医中尉带着几名军士、军官若无其事地向村民走去。军医满脸堆着假笑说，唉，这真是对不起，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