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汪老在小说落款处留下一句话，“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因为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所以人们在一派“伤痕文学”解冻的潮水中，忽然无比惊奇地发现，从政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的现代汉语，原来还可以这样美丽，隽永。从那以后，沈从文、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寻根文学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现代派”和先锋小说像万花筒一样撩乱了人们的眼睛。从纯粹文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所迸发出来的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的文学大潮，新时期文学所生发出来的持续不断的语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都源自那一次文学的“受戒”。

    仔细想想，那个梦能够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汪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被下放到口外去劳动改造，改造还没有完，接下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当中汪老又因为写作样板戏，而有了“脱胎换骨”的经历。在有了这一切之后，汪老居然还在内心深处保留了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再仔细想想，这个奇迹也并非是凭空而来的。汪老是在一九四零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那时的汪老还是一个二十岁的热血青年，而且他的创作是师从了沈从文先生的，沈从文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最为杰出的文学巨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国新文学的土壤之中的；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在所有的政治压迫、政治扭曲之后，对于白话文学的继承和光大。《受戒》之后，汪老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十多篇，二十余万字的短篇小说。其中的《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鉴赏家》、《职业》、《故里三陈》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文坛佳话。用汪老的话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那是一株冬眠的老树，在经历了无数的严寒冰冻之后，终于盛开了满树夺目的鲜花。（李锐《活着的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