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