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查默斯博士不是个酒鬼，比啤酒劲儿大的酒从不沾唇，可是一喝上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正如他的雇主詹姆斯·曼森在威尔顿餐厅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亲自发现的那样。这天晚上，“猫儿”香农在布尔歇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DC-8客机到西非去，而查默斯博士正在和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一起吃饭，这个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业方面的科研。

    他们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几天前他在街上巧遇上这个过去的同学，就像在街上经常有的偶然相遇一样，他们约好一起吃饭。

    15年前，他们都是尚未取得学位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单身，刻苦攻读各自的学位。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很关心，也很热心，就像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样，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扣年代中期，他们关心的是核武器和殖民主义。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核裁军运动和各种别的运动，希望能立即控制核武器，寻找当今世界的自由。他们俩同仇敌汽，态度严肃，勇于献身，毫不动摇。由于对世界现状的义愤，他们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过联系。后来查默斯断绝了和那个组织的来往，结了婚，过上了家庭生活，又立下契据弄了一所房子，渐渐就混人中等薪水阶层里去了。

    两周来，他胸中郁闷，酒量也就大增，平时每顿只喝一杯，现在就不然了。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看出了查默斯的心事，就问是否可以替他解忧。

    一杯白兰地落肚，查默斯觉得必须向一个人吐露心曲了——一个和妻子不同的人，一个会理解这个问题的科学家同行。当然，这件事是高度机密的，但他的朋友对他很关心，很同情。

    当这位朋友听说查默斯有一个残废的女儿，并且需要钱去支付价格昂贵的残废人用的器具，他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同情。他从桌子的另一头向他伸过手去，抓住了查默斯的前臂。

    “别为那件事发愁，戈登，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会这样干的。”他对查默斯说。查默斯在离开餐厅时，心里觉得舒坦多了，他们各自回家去。他感到头脑里轻松了些，因为别人分担了他的忧愁。

    虽然他问过他的老友，自从一起肄业后这么多年是怎么度过的，可是那位朋友却有些闪烁其词。查默斯由于忧愁弄得垂头丧气，并且多喝了两杯，观察力也变得迟钝了，所以就不再细问下去。再说，即便他追问，那位朋友看来也不会告诉他，说自己并没有混人资产阶级里，而仍然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