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大屠杀后4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

    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45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18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3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4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

    “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6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

    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

    “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

    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10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

    “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1970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我们自1980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

    “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1970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1971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

    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

    “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

    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