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一种可以溯古的价值。

    问：“左派”日益活跃的运动对中国政府危险吗？它能够改变政府吗？

    答：目前中国“左派”和“右派”政治还没有形成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共同底线，比如在民主与自由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当然，在有些方面也有共识，比如官民对立。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未解决的问题还是上下关系，是官民关系，而不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左右关系。只有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只有权力不再高高在上，只有官员不再是公民的监护人、父母官，只有当社会可以公开地、受法律保护地表示自己的反对，中国社会才能说是获得了斑史性的进步。宋朝的时候政治宽松，朝廷议政多少有点两党制的意思，但所有朝臣都不过是给帝王人家打工，都是皇家的打工仔，说停薪就停薪了，说解雇就解雇了。如果再考虑到可能被抄家，被杀头，实无异于当奴隶。

    整体而言，中国政府面临的危险不是左右派的社会运动，而是来自政府是否能够跟上社会求变的思潮与步伐。中国不可能回到左派要求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按着某些当权者的意愿滞步不前。未来会怎样，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博弈。

    爱国首先是个自由问题

    问：中国青年应该如何爱国？

    答：相较以前，中国的确在进步。以前爱国是无条件的，而现在无论爱国还是不爱国，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为问题。而且，普经无人质疑的高尚情感，在很多场合，比如网络之上，如今已经沦为一种“脏话”。

    如果我们站在三十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种“精神分裂”暗含着一种自省，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并认同：从个人权益来看，爱国首先是个自由问题。

    问：抵制家乐福运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法国青年会有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认同感吗？

    答：法国也有愤青，不过从整体上看，法国的世界公民化程度很深，同时社会表达也很充分，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反对，别人可以反对你的反对。而旦，别人不会因为你不反对，便说你不爱国。就像1968年的“五月革命”，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当有人不仅撬走了铺路石，而且连根拔起了拉丁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树木，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市民终于忍无可忍。很快，媒体对学生的同情声浪明显减弱。社会有自我纠正的过程。当观点可以平衡运动，社会就不易走向极端了。

    时代如何“变话”

    问：你提出，“俯卧撑”的流行表明网民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这种起哄式、带有戏谑意味的网络语言能真正传达网民诉求吗？

    答：不是开始吧，应该说网民一直是关注公共事务的，过去很多公共事件也是网民推动的，从孙志刚、非典、“黑砖窑”到“周老虎案”……只是现在大家又找到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类似“做俯卧撑”这样的词语“公开地窃窃私语”。这不是简单的起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的、磨碎了激烈的“起议”，一种特别的、夹杂着嘲笑的反抗。

    当然，由于不能尽情、尽理地表达，从传达民意的角度来说，这种“马戏式”的表达是打了折的。但我不觉得无聊，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新意义的“新话”。奥威尔在里面谈到用一种“新话”替代旧的话语以便让民众忘记过去，而现在流行于网络上的“新话”恰恰是社会收复思考能力的一种尝试，其所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成长。如果承认话语是观念的载体，就知道今日“新话”的出现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今日的“新话”代替过去的“新话”，我说这江山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