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历史的悲剧在于，就是这个连续创造了全国粮食高产记录的河南信阳，在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饿死上百万人，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和平农业社没有风光多久，很久就有新的“卫星”超过了它，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达到了15361斤。“卫星”放得那么高，连毛泽东也想看个究竟。

    8月4日到13日，他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视察，所到之地，省级、县级及农业社干部都汇报说，粮食亩产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安国县的县委书记报告人均产粮有4000斤，山东历城一个农业社主任汇报说，过去一亩只能产两三百斤，现在达到亩产2万斤，明年要争取4万斤。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这些汇报，他还戴上草帽，亲自到丰收的农田去查看。站在麦穗摇荡的田野里，眼前的种种景象在告诉他，中国的粮食难题真的解决了。

    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张国忠很憨厚地回答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就是在这样的对答中，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新冒出来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就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湖北麻城县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马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很多年后，当事人是这样回忆的——建国一社选了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先深翻了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