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他以宣布的口吻说，“你要重新拿出摔断腿时的勇气来。”

    他的这句话让我感觉自己最终像着陆一样，我的注意力从这一刻起，更加集中于我的父亲了。

    “你是说我的治疗吗？”我问他，然后我自己回答，“你指的是我参加的测验考试吧。”

    “让我先给你一点积极的东西吧，”他点了点头，“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做手术来恢复的，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良性的。所以一般来说，只要动手术就能够恢复。”

    “一个良性的肿瘤吗？”

    “正如我所说的，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这是保守估计。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你应该会头痛，但是医生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为你做手术，因为这样做没意义。”

    “或许是这些事本来就没意义。”我说。

    “你以前不是相信吗？我宁愿你现在就晕倒在这里，在这个我最喜欢的餐厅里晕倒，也不愿意让你对未来没有希望，不相信自己。不，朝我这里看，假设撒旦犯了一个错误而且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父亲又一次用很小的声音说话，好像只要稍微大一点声音谈论撒旦就会让他降临到他身边一样——“并且我们打算一举歼灭他们，直接就消灭他们。里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头痛了。”

    “这样很好。”我说，我都快流眼泪了。并不是因为手术的原因，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手术马上就来了，但是它已经成为我可以预见的一部分了。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接受测试。噢，我都快哭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带我来吃午饭了，原来他是想告诉我一些专业的秘密，以此来鼓励我。

    “我相信你的母亲，”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母亲都是一个很执拗的人。但是和她生活的这些年，我才发现这个国家里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中只有一位是特别优秀的，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他现在仍然在为我们工作，我们曾经劝说过他希望他能够涉足研究洗脑技术，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技术就能够赶上苏联了。”

    “我猜跟我在一起他会学到更多的洗脑知识。”

    听到我的玩笑话，父亲淡淡地笑了笑。“他会给你机会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是的。”我说，我有一种我解释不了的奇特感觉。无疑，在我的脑子里，肿瘤是我身体里最糟糕的部分，我们必须关注任何腐烂的地方。我经常在设想，无论怎样，总有那么一天它自己会消失的。

    “如果不做手术会怎么样呢？我可以忍受我的头痛。”我说。

    “很可能会恶化。”

    “你是说当他们打开我的头颅时，会发现癌变？”

    “百分之五的可能会这样。”

    “你之前说百分之九十五，而现在说的不是二十分之一的概率吗？”

    “是的，百分之五的可能性会癌变。”

    “父亲，我们是二十比一。实际上，应该是十九比一。”

    “我正在想其他的怪事。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你一直被头痛纠缠，那么你将会丧失男人一半的力量。”我可以听到他后面说的话。“成型。”他想说的是。

    “医生是怎么想的？”最后我问。

    问这个问题我是放弃了和他绕弯子玩游戏。“他们说你必须要做手术。”

    几年以后，外科医生却告诉我，手术是可做可不做的，并不是强制的，是我父亲在撒谎。他的逻辑和道理很简单，他是不会逼迫我的，也不会强迫任何和他意见不一样的其他家庭成员。但是，除了家庭成员，那就要注意了，如果我父亲和别人争辩起来，那是要政府出面才能化解的。由于我问他医生怎么说，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