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头。的确是这样。

    所以，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类似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运和邪恶同样巨大而无法预测；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失败匹配着疯狂的满足。那是他的胜利，他无法了解或让我们看到的胜利。

    欧文在纱门上悠荡，小心地唱着歌，带着嘲笑的声调，人们长时间谈话时，他总是这样。

    是我教给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们每天在学校唱这样的歌，祝愿人们从希特勒手里拯救英国。母亲说是赞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么能押韵呢？

    母亲坐在帆布椅子上，父亲坐在木头椅子上；他们不看彼此。但是他们是连通的，这种连通像篱笆一样平常，它存在于我们和班尼叔叔之间，我们和弗莱兹路之间，存在于我们和任何事物之间。在冬天也是一样，有时，他们坐在餐桌旁玩两手纸牌。把我们安置好上楼睡觉，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等待十点钟新闻。楼上似乎离他们很远，黑暗并充满风的声音。在上面，你发现了在厨房里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住在船一样狭小封闭的房子里，在狂风呼啸的大海中。他们好像不合时宜地在谈天说地，玩纸牌，在遥远的一个微小的光点里；有关他们的这种想法，像打嗝一样平凡，呼吸一样熟悉，在我入睡时攫住我，从井底对我闪烁着光亮。

    班尼叔叔没有再收到玛德琳的音讯，或者是他收到了但从来没提过。问起来或开有关她的玩笑时，他才好像毫无悔恨和遗憾地想起了她，略带轻蔑，只是作为一件事或一个人，被长久地抛弃，就像海龟一样。

    过一会儿我们都会笑起来，回忆起玛德琳穿着红夹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头嘲笑着尾随而来的抱着孩子的班尼叔叔。我们想到她怎样对待艾伦·普罗克斯和查里·巴克尔就会笑起来。我的母亲最后说，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编造的，当作安慰；他又怎么能令人信任呢？连玛德琳也像是他编造出来的。我们把她当作一个故事，没有别的好给她，我们就给她陌生的、迟到而无情的掌声。

    “玛德琳！那个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