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我想，就是那年秋天，她送我去了莱克菲尔德学校。也许她觉得但凡我习惯了男生的学校，对女伴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淡，渐渐觉得不值得，甚至有些可笑。

    爸爸葬礼后的第二天，妈妈让我吃了一惊，她居然问我愿意不愿意带她去几英里外湖边的一家餐馆吃饭。实际上，明显是她要带我出去吃饭。她想找个没有熟人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我一直被关在这房子里。”她说，“我需要新鲜空气。”

    在餐馆里，她谨慎地四下打量，然后宣布说，没有她认识的人。

    “你陪我喝杯酒？”

    难道开车来这么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喝酒？

    我们点的酒上来以后，她说：“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最不愿意听到的。通常来说，你应该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难以承受的，这种概率很大。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种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负负担的时候，你却得到了轻松的豁免。

    “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回答，“太棒了。”

    “别傻了，你还记得你的小伙伴南希吗？”

    其实，有一会儿，我根本想不起来南希是谁，之后，我说：“有点印象。”

    这一回，和妈妈的谈话似乎需要技巧。我要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俏皮，而且不为所动。她的声音，她的表情，都有些隐隐的悲伤。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痛苦，但是在她告诉我的故事里，有很多无辜的人、受虐待的人，有如此之多的暴行，我打算转身离开这一切，至少带着一颗更沉重的心灵，回到我的朋友和我幸运的生活里。

    我不会合作的。也许她想要的，不过是看见同情的迹象，或者是温柔的动作。我不会满足她的。她是个过分敏感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受些许污染。但是，我退却了，仿佛感觉到没完没了的悲苦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传染的气质。特别是，我要避免一切可能，不要让她提到我的痛苦。我觉得她仿佛特别热衷于提这些。她是我无法摆脱的镣铐。我不得不承认，从在子宫里发育开始，我就和她息息相关。

    “要是你一直在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她说，“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送你去学校前不久。”

    南希和她妈妈住在了一间公寓里，公寓也是我爸爸的，就在广场那儿。一个明亮的秋天的清晨，南希的妈妈偶然发现，她女儿在浴室里，把一把剃须刀割进了自己的脸颊。地板上，水池里，南希身上，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血。可是，她没有住手，也没有叫疼。

    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只能猜是整个城镇到处都在流传这个故事，本来是想隐瞒的，但是实在太过血腥了——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想细节。

    南希的妈妈用浴巾裹住她，不知怎的把她送到了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救护车。她可能是在广场上找到一辆过路的车。她为什么没给我爸爸打电话？没关系，反正她没打就是了。伤口不深，流血也不算过多，尽管血四处飞溅。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整个过程中，南希的妈妈一直在训斥她，问她大脑有没有问题。

    “看看我的命。”她不断地说，“有你这么个孩子。”

    “毫无疑问，要是那时候有社工，”我妈妈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会有儿童救助病房的。”

    “就是脸上。和你一边。”妈妈说。

    我想保持沉默，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可是，我不得不开口。

    “她满脸都是油漆。”我回答。

    “没错。这回她小心多了。她只割了半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你。”

    这下，我不再克制自己了。

    “要是个男孩，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女孩，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