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