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虽然范仲淹提的建议不现实，但“以为忠”，这时候宋仁宗记住了范仲淹。以至于在宋夏战争时期，范仲淹犯了“通敌”之罪，仁宗都没有过多追究。打这以后范仲淹经常给皇帝上子，无论可行与否，核心内容无非是国家大政方针，带着一种表演性质给领导提意见。这就使得他在领导心中有了一席之地，等领导扶正，他的春天也就来了。

    果不其然，刘太后没让大家等得太久，宋仁宗执政，召范仲淹回京为右司谏。这个官职不大，但是政治地位特殊。右司谏，工作单位属谏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真宗朝谏官的基础上设置谏院，形成了一个独立部门，“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诤，小事论奏”。谏院与御史台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对象不同，御史台抓百官风气，谏院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类似领导的专属顾问，月薪三十贯，春、冬绢各十三匹。

    职位虽然不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右司谏不过是范仲淹仕途的起步而已。因为营建洪福院，范仲淹上了子，宋仁宗给他的评价是“以为忠”，建言朝廷不要大兴土木与忠心有什么关系？问题就在这里。盖因范仲淹冒着仕途被贬的危险，给未来的老板争过面子。结果当然失败了，甭管什么结果，范仲淹牺牲了仕途，在新老板心里打下了忠心耿耿的烙印。站在宋仁宗的角度分析下即可得知，当时刘太后执政，宋仁宗长大了迫切希望自己说了算，但他又不能主动提出来，也没那个政治势力，忽然朝廷中有个小官建言刘太后还政帝国合法继承人，宋仁宗会怎么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温暖。所以宋仁宗一执政，就将在地方工作的范仲淹召回了京城。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他前半生演戏的成分略少，或者说较为生涩，后半生则极为油滑。

    官场惯例，前任执政者下台通常会被后来者搞臭，之间顺利交接还好，若曾有龃龉摩擦必将搞死搞臭搞到底。宋仁宗执政后朝中有很多官员非议刘太后的各种不是，不知道是为了迎合新君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能够准确把握时局变化的范仲淹说话了，不管刘太后有什么不是，毕竟她庇佑官家十余年，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觉得有理，遂下了诏书，以后官员士大夫不得议论太后时事。

    宋仁宗为什么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原因还在范仲淹切中了老板的心理。要知道无论皇帝也好、官员也罢，都是官场中的一员，也就是政治家。高明的政治家通常对外树立一个形象，在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必然符合道德价值观，宋仁宗也不例外，他向百官树立了仁孝的形象，时逢真宗祭日总要哭一通的。范仲淹准确地切中了老板的道德观，刘太后虽不是宋仁宗生母，毕竟也是养母（仁宗生母之谜即著名的“狸猫换太子”案），你对亲爹那么孝顺，对养母难道就抵触吗？即便宋仁宗生活在刘太后阴影下心里有怨气，表面上那也得过得去，毕竟“死者为大”是我们一贯的道德传统。破坏了这个，那便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从内心感受来讲宋仁宗的确不满刘太后，因为她留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太后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棘手的麻烦来了，宋仁宗一直想朝纲独揽，刘太后死了竟然出了个难题。

    为皇帝“排忧解难”算不算是演技的一种？窃以为必须算。要知道这个为皇帝“排忧解难”并非指皇帝有真正的难题让你去解决，话又说回来，如果遇到了真正的难题，皇帝自己都解决不了，你还能解决？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的“难”是那些“面子难”的事儿，他知道该怎么办，但迫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出来，要由下属提出、解决，实际上是皇帝与官员上演了一场对手戏。这个戏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双方必须默契，皇帝心里想东，你张嘴说到西，穿帮了演砸了，两人形象全毁！可能原本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你这么一掺和反而把事情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