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张宗昌兄弟。后武则天晚年病重，大臣崔玄、张柬之等率领羽林军迎中宗李显复位，诛杀张易之兄弟，史称“神龙政变”。杜审言受到牵连，流放安南都护府峰州，地点在今天的越南境内。相对杜审言来说，他的长孙杜甫格调很高，为了仕途前后经营半辈子，结果却比他爷爷还惨。

    杜甫的家庭情况与很多家庭有着共同点，富不过三代。老杜家有着“承儒守官十一世”的辉煌，到了杜甫这辈儿家道中落的困境极为明显。《新唐书·杜甫传》载：“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说杜甫年少时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经常四处充当幕僚，靠打工乞食异乡。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之诗句，希望能像尧舜时代的名臣们一样干出点成绩来。最后未能如愿，落得苏东坡讥笑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可惜才能不济。摆在杜甫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步入仕途。混了多年终于被人发现，他的才学引起了李邕等有关人士的注意，为他做了举荐，进京赶考。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宋代大不相同，唐代处在科举与阀阅矛盾冲突深刻的历史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寒门子弟不依附权贵很难在科举中考中。

    杜甫有了大员的举荐，进京参加进士科举，结果“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没考上不说，反而成了北漂一族，一个“困”字是对杜甫生活艰辛的高度概括。寄人篱下，漂泊生活大约十余年，前前后后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皆落第。被生活所逼迫，杜甫只有孜孜求官这条路可走。期间杜甫遇到了比他年长十一岁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度过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一段岁月。李白的文人情结更加严重，喝高了就说“天子呼来不上船”，敢叫玄宗宠臣高力士给他脱靴。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朝廷举行了大规模祭祀活动，杜甫的机会来了，献《三大礼赋》文章。文人以文字求官，其实比较容易，但通常被情结搞砸。譬如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孟浩然，四十岁时游长安，进士落第，在好友王维的安排下邀入内署，恰好唐玄宗来了，吓得孟浩然钻到了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唐玄宗命其作诗，孟浩然出来就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好似吞了苍蝇般的犯恶心，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大好的入仕机会，就这么被孟浩然毁掉。不清楚杜甫写了几篇文章，但其中有三篇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杜甫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唐玄宗授予他河西尉的官职，杜甫嫌官小不去做，后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时年已经四十三岁，终于进入了仕途。杜甫运气实在不好，次年即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仓皇传位于肃宗李亨。杜甫本想追随皇帝，结果半路被叛军抓到，最后几经辗转才见到了组织。由布衣之交的宰相房琯推荐，杜甫任右拾遗。又赶上房琯东窗事发，杜甫为他打抱不平得罪了皇帝，仕途进入黑暗时期。后来杜甫在唐代宗统治时期获得工部员外郎的荣誉头衔，所以世称“杜工部”。

    杜审言和杜甫爷孙俩犯了文人的诸多毛病，其实文人做官的两大瓶颈无非——管住嘴、看清事儿。

    舆论有时候是杀人武器，很多情况下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作用是相互的。多数文人掌握着舆论力量，但似乎他们并未科学地使用，导致了有的说没的也说，有的要夸张放大地说，没有的要捕风捉影地说，官场中的文人多数败北于此。掌握舆论工具要有的放矢，不能胡乱放箭。舆论工具是为仕途晋升做准备的，与此无关的最好不要施展出来，作诗写文章最好不要有影射之嫌。官场中波诡云谲，变幻多端，今天说你是青天白日，明天你就可能是贪官败类。看清形势是每位官员的基本素质。文人很容易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