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些这种新派侦探小说的特征。

    1．小说描绘的重点从大脑调整到了心灵，故事从单纯的智力博弈变成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人性”这个命题被推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小说格外注重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因为这是“人性”赖以生存的温床；

    3．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描绘，还是对于社会的阐释，其结论十有八九是令人绝望的，即便不是黑色，至少也是灰色的。

    4．“文戏”渐少，广义上的“武戏”明显增多；

    5．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全面提升；

    6．小说里的侦探大都有以下特征：

    （a）以第一人称“我”登场；

    （b）身份为私家侦探，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照，属于非法经营；

    （c）有着异常灰暗的经历，没有婚姻或离婚；

    （d）嗜酒如命，好色；

    （e）经常被包括警察在内的各色人士痛打；

    （f）经常和妓女、毒贩、黑社会接触；

    （g）接受的委托人大多比罪犯更肮脏，揭示出的真相往往比谎言更不堪。

    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硬汉派侦探小说完全依托于前面提到的“硬汉现象”而存在并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侦探小说是硬汉们对于世界的抗争。他们渴望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们渴望一切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他们不肯接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相对于“穷途末路”的尴尬，也许，硬汉们更愿意战死疆场。因为，面对着陌生且一片漆黑的世界，他们的抗争必然是徒劳的。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结局：毁灭，或者同流合污。

    这一时期，美国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多发表在一些大众杂志上。这些杂志使用廉价、粗糙的木浆纸，因此，这类作品也被称为“廉价小说”。因为符合时代特色，里面又充斥着吸引眼球的感官描写，一时间，小说得到了市场认可，逐渐成为了主流。很快，硬汉派小说取得了对于传统侦探小说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到了今天，西方世界专门从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凤毛麟角。

    评论者将这次侦探小说的改朝换代称为“美国革命”。鉴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特质，这次革命也被称为“黑色革命”。

    革命的主力军，除了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之外，还有几位也贡献颇多。

    詹姆斯·凯恩（1892—1977）创作了《邮差总按两次铃》（1934），这是一部关于性和金钱的小说。作品辛辣而简洁，其中关于“性”的处理现在看来比较正常，在当时则相当出位。凯恩的作品给人一种“原生态”的感觉，甚至有些粗俗（这也是不足之处），十分符合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的口味。他的两部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和《双重赔偿》不但是经典的小说，更被拍成了脍炙人口的电影。

    米基·斯皮兰（1918—2006）的情况和凯恩很相似。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硬汉派小说最原始的性和暴力——这固然是深化主题的手段之一，但其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斯皮兰的小说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两亿册，但始终没有达到哈米特和钱德勒的高度。

    乔治·西姆农（1903—1989）的成就则足以比肩哈米特和钱德勒。他一生创作了300余部小说，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侦探之一——梅格雷探长。西姆农的作品兼具古典派和硬汉派的特质，通俗却不失深刻。他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却不在作品里加入任何直观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成为了纯文学小说的典范，却一再声称侦探小说里要摒弃纯文学元素。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西姆农生活极度窘迫；而在其封笔的时候，已经可以坐在私人游艇上环游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