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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们
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满是瓶瓶罐罐,随时随地都可以取证化验;他和助手建立了一间科技含量相当之高的实验室,专门用于案件的侦破。桑戴克会注意案件现场一切物理痕迹及化学现象,比如血迹的方向与地心引力的关系,死者牙齿里残存的食物和其饮食习惯。至于血型、指纹、脚印、头发之类的线索,就更逃不过他显微镜般的双眼。

    桑戴克的特质完全取决于创作者弗里曼。这位医师对科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处处强调严谨和逻辑。他和桑戴克一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每次创作侦探小说之前,弗里曼都会躲进实验室,反复斟酌检验故事里的诡计。实验室里堆满了弗里曼自制的各种“凶器”,因为他需要印证出现在故事里的凶器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纵性!那些曾经冒犯过弗里曼的人知道这些,怕是要寝食难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病态的严谨,使得弗里曼发明了一种相当另类的创作模式——反叙述推理。在桑戴克的故事里,开篇的部分全部用于讲述案情,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后面将近2/3的篇幅,桑戴克侦探才姗姗来迟,以自己(或助手)的视角来论证凶手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利用更科学严谨的方法破解了谜题。

    因此,弗里曼的作品很像一篇学术报告,读者也乐于享受纯粹推理带来的乐趣。

    纽约市警察局高层在读了弗里曼的桑戴克系列故事后,大受启发,在20世纪初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专门用于刑事侦破的化学实验室。这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后来的评论者将奥斯汀·弗里曼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称为“物证推理”,即逻辑推演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证据之上,属于现实主义风格。

    而在同一时期,有一种和“物证推理”完全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纯理论性的逻辑分析,强调对于嫌疑人的心理分析。相比于“物证推理”对于自然科学的“孜孜不倦”,这个流派更注重社会科学在侦探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哲学、心理学、神学等等。人们把这种模式的侦探小说称为“心证推理”。

    在“心证”模式的作品中,英国大文豪、侦探小说至尊级作家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系列是代表作,也是巅峰之作。

    G.K.切斯特顿1874年生于英国伦敦,小时候厌恶上学,成绩很差。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说:“要是把你的脑袋劈开,看到的肯定不是脑髓,而是白花花的脂肪。”

    16岁时,切斯特顿进入了一所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开始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诗集等纯文学作品。但文学上的天赋没有阻止切斯特顿堕落下去,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的叛逆扼腕。

    在切斯特顿最消沉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给了他决定性的帮助和鼓励,教诲他应该把才华和更多的人分享,而不是用才华嘲笑每个人。切斯特顿接受了女孩的建议,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女孩也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他的妻子,陪伴了切斯特顿一生。

    切斯特顿的作品博大精深,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剧本等多种类型,这里我们只谈谈侦探小说。

    1910年9月,切斯特顿发表了第一篇布朗神父探案故事——,到1936年8月去世,他一共创作了51个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这51个故事分编为五个短篇集:

    《布朗神父的天真》(1911年);

    《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年);

    《布朗神父的怀疑》(1926年);

    《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年);

    《布朗神父的丑闻》(1935年)。

    布朗神父身材矮小,长着一个土豆式脑袋,总是身穿一件黑色神衣,手持一把大雨伞,穿梭于伦敦茫茫的大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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