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罪犯者有着一种人文主义关怀，并因此得到了这一阶层的尊重。毫无疑问，他的推理能力比起杜宾先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但他更人性化，更能被读者接受。后来很多侦探的塑造都参考了巴克特探长。

    狄更斯在晚年开始创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名为《杜德鲁疑案》。小说只在杂志上连载了六期，就由于狄更斯的长眠而终止。故事的结局成了千古悬案。

    狄更斯的好友、英国人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同样贡献良多。比起良师益友，柯林斯对于侦探小说的帮助可能更具象、更重要一些。让柯林斯青史留名的是创作于1860年的《白衣女人》和1868年的《月亮宝石》。前者更像一部犯罪小说，而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侦探小说。

    前辈爱伦·坡告诉柯林斯侦探小说里要有严谨的推理；好友狄更斯则强调严谨的推理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因此，柯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在一篇篇幅有限的作品里，既体现技术性，又体现思想性。他得到的答案是“不可能”。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侦探小说不是学术论文，思想意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吼出来。读者花钱是在购买一部小说，故事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柯林斯的做法是：扩充小说的篇幅。事实证明，这是必需的。于是，《月亮宝石》成为公认的史上第一部优秀的长篇侦探小说。但是，案件的主干就那么一点儿，想把四万字的短篇写成四十万字的长篇，这似乎需要一些技巧。还好，柯林斯处理得不错。

    《月亮宝石》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月亮宝石是一颗世代相传的印度钻石。一个英国军官从印度佛寺掠走了这颗宝石。于是，这颗价值连城的宝石便传到了英国。此后，这颗受到诅咒的宝石夺走了许多拥有者的生命……换成爱伦·坡，这个故事五万字绝对搞定。

    《月亮宝石》对于情节的布局是开创性的。作品采用多视角叙述模式，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的人物从自己的角度讲述所见所闻，案情由此展开。这种模式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日本推理小说中比比皆是），但考虑到这是诞生在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作品，就不得不对创作者肃然起敬了。这种处理使得故事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读者需要面对更多谜团（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作品的吸引力得到了保障，逻辑的严谨化和思想的深刻化也有了操作平台。

    柯林斯对于侦探小说情节架构的贡献影响深远。后来的“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每部作品的结构处理都参考了《月亮宝石》。我们试想，如果一种类型小说没有长篇作品，或这种长篇作品非常糟糕，那么这类小说的“下场”应该不难预料。因此，柯林斯的尝试就显得格外珍贵。

    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立刻在《月亮宝石》中体现出来：即情节过于冗长拖沓，每个人物都如同祥林嫂一般，对于读者心知肚明的线索依旧唠唠叨叨，令人生厌。但是，瑕不掩瑜，谁又能要求柯林斯在那个年代必须把侦探小说的一切难题解决掉？

    除了对于情节的贡献，柯林斯在《月亮宝石》中塑造的人物同样不可忽视。在这部作品里，读者结识了一位名叫卡夫的探长。实际上，卡夫仅仅是一位巡官，但考虑到中国读者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我们依然称其为“探长”。卡夫探长出现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侦探。

    在卡夫之前，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弥漫着一股“浪漫主义”气息。说直白一点，就是种种表现都相当地“不真实”、“不靠谱”。典型的代表依然是爱伦·坡笔下的奥古斯特·杜宾。而卡夫探长“则可以视作为对浪漫主义的修正”，在他身上体现了柯林斯说的“一丝现实”。

    卡夫探长身材挺拔，有着一双银灰色的眼睛，仿佛可以窥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顾左右而言他，喜欢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