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和财富，同时也主要由国家来独享这些资源的分配，把税收都交给政府的话，最后只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在中国经济决策、消费决策、投资决策中间的垄断地位。同时，会弱化民间经济决策的控制权。这样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即让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来实现。因为消费是民间的消费，你要让老百姓消费，首先要给他更多的财富，如果没有财富的话，消费怎么能够上来？

    如果现在仍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唱主角，保留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话，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还是靠投资、靠高污染、靠重工业项目。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有明显衰退的环境和趋势之下，依靠投资同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过去30年也许可以，但是在未来阻碍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

    ◎记者：我们刚才也谈到法治社会了。市场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法治经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但现在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

    陈志武：法治社会的核心基础是让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让我们有所有。如果我们都是无所有的，只是国家拥有一切的话，就逼着我们个人从国家权力里面要生活、要饭吃。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因为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权力方面的威胁，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又掌握我们的饭碗，那你怎么能拿起法律武器来要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从这种逻辑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这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就会很艰难。

    这些年本来是想国退民进，但是后来随着国资委的成立，不仅没有让国有企业从更多的竞争性行业里面退出来，反而是国资委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而且扩张了权力。所以不仅没有做国退民进，而是反过来国进民退，就是让第二次国有化有了基础。

    在这个时间进一步的国进民退，让国家在各个领域进一步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个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根本性的挑战，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倒退。

    根据我的计算，现在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性财富中占了60%、70%，就是财富有3/4是由国家控制的，只有1/4是民间控制的，这样的控制结构对法治的发展、人们的权利被尊重、个人空间的保护都是非常不利的。

    ◎记者：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这些可能也是现在受人们诟病最多的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在目前政府收入不是太少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增长速度比任何人、任何群体的增长速度都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来政府有很多钱可以完全把所有中国人义务教育的费用担当起来。

    但实际情况是，在没有实质性的对于权力、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的体制下，尽管国家每年花的钱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投入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钱还是非常的少。比如去年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保障方面总的开支才6000亿人民币，只是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到目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