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增加。大家谈得较多的温州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宋朝、明朝的时候，山西的民间借贷历来比较发达，温州模式可以继续发扬。民间自愿的融资交易是人生来就应该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许多人会说：“随便允许人们去作金融、投资交易，那不是乱了套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起初都是从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开始作起的，那是一种最自然的程序。只有当融资范围超出了当事人的“亲朋熟人”、“朋友的朋友”和本地小社区的时候，才出现较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时才有政府监管介入的理由。但即使到了大规模、大范围融资的时候，政府还是只应该起到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作用，而不一定要由国家直接来经营金融证券业务。换言之，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才是后来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

    我们经常讲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通过出口让我们的老百姓和创业者收入增加不少，但是大家收入增加之后都不花，存在银行里。这是因为消费者可以利用的金融理财工具非常有限。大家没有办法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更好地规划未来的生活，只好把挣来的钱存银行，生怕未来会没有收入。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民间金融放开，通过民间金融的竞争，使国有银行面临一些竞争压力，让他们能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运作。

    ◎网友：请问陈教授是怎么样想到要把文化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的？您认为目前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哪个领域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陈志武：首先，关于把文化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或者说，用金融学来解释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在我最近研究金融学对社会、对家庭的意义这一过程中我联想到的。

    我发现在传统社会，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又没有正规的保险市场和借贷市场，可人们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那么传统的社会是怎么达到这些风险规避的需求呢？我们看到“养子防老”等观念，实际上都是金融的观念，也就是说后代就是父母的股票、基金、保险、信用借贷，但是全部集中在后代身上的这些金融证券品种，它必须靠文化、靠道德来维护父母亲作为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化的内涵必须包括一些有利于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的东西。否则，后代就不能起到股票、基金、保险、信贷的作用。那么，人类就难以延续下去。所以从保证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这种功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形成，最终能够让我们知道一旦正规金融充分发展了以后，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目前许多儒学大家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成功的原因。因为随着中国的金融证券、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当初保证后代作为投资、风险规避的工具作用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会有新的文化内涵去取代。这些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哪个研究领域更容易出成果，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以中国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历或者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好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发现1933~1934年的民国政府中央农村经济实验室收集了大量的农村家庭金融、民间借贷利率、借贷资金的来源等非常详细的数据资料，包括22个省、几千个家庭。比如说我发现每一个省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布，以及平均利率值差别非常大，这当然反映了各个省当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别，那么那时的金融发展差别对于各个省后来的经济增长、财富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