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被“有关部门”盯上，并被盯得死死的，以防止它“非法集资”，最终“财团”变成了“房地产集团”。而集团内部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集体成员之间未真正走向联合；两位总裁也被以外人身份对待。

    事实既定，外界由此感慨，温州民营企业始终在寻找解脱之道，却终究难以走出困局。

    在如此般的叹息和忧虑中，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局人物王均瑶因病辞世，享年38岁。接班的是35岁的王均金。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的转折时期？一切为温州家族企业拉响警报。

    人们从王均瑶的辞世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个时代能否重续辉煌，不至于衰落。除了担心与焦虑，没有人知道答案。

    听到王均瑶去世，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幸运”。如今，“大源螺丝店”变成“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并不起眼，但足够支撑老人安享晚年。

    刘大源最好的朋友是53岁的叶建华，当年“八大王”中的“目录大王”。遗憾的是，辉煌过眼烟云，后者境遇不佳： 企业关门大吉，为图改善，偷渡国外，谋生更辛苦，只好回来，赋闲在家，专注技术。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2004年拿到3000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对此，叶相当满足，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2004年11月，温州药店叶同仁堂被告上法庭，原告北京同仁堂认为其侵犯自己商标，要求后者去掉招牌中的“堂”字。在浙江省高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温州叶同仁堂去掉招牌中“堂”字，承诺两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承担诉讼费40万元。

    一场闹剧告一段落，有远见的温州企业家纷纷反省，温州人除了肯吃苦还有什么优点？作假、仿冒、侵权，再到西班牙大火，看起来头脑灵光的他们，在2004年却处处碰壁。唯一一则关于温州的好消息是，温家宝总理特地赶到温州考察，与当地企业家长时间交谈。期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是有好处的。”而借助修改宪法的机会，总理对民营经济的关注被转化为字句写进根本大法：“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年底温州财政数据显示，温州市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当然，老百姓对统计数据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在乎实际的东西。GDP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写照。这年，温州人吃方面的资金超过80亿元，增幅达4.6个百分点。更加专业的说法是，温州跨过了现代化的门槛，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其国民经济具备相当实力，进入活跃、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掀起鼓励创业的高潮。

    政府在大学里开设指导创业的课程，把企业家请到课堂，与学生分享成功经验。校方以实际奖励的方式，支持创业。政府加大了针对青年人创业的表彰力度，其中一项奖励特别针对外来务工青年。报社编辑廖毅因此被评为“温州市十佳外来务工青年”。这是对他工作的承认，可他高兴不起来，名誉前面的“外来务工”四个字，他觉得别扭、反感和抵触。他认为，“词汇多少带有歧视”。

    温州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尽如人意。然而，这不正是这个城市不断前进的动力来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