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当然，也有人说那是法国设计师在天安门广场设计那个惹人争议的“水蛋”国家大剧院惹的祸，在国家大剧院动工之前，就有风水高人断言：搞这个不伦不类、怪模怪样的建筑，要死人。果然，中国人死了，而且是死在了法国，死于同一设计师设计的建筑之下。

    交管部门是管车的，更是吃车的，他们可是肥得数一数二，媒体暴光的交管部门集体建豪华别墅的就不止一个地方。即便是小小的交警，也可以把手中罚款的权力运用发挥到机制，有的躲在大树背后伏击违章驾驶员，有的在国道上拦路设卡，雁过拔毛，有的把罚款通知单竟然贴到了停车场里停放的车上，说是该停车场没经过他们允许！县城交警中队队长是肥缺，城市交管局的大楼最豪华，他们就是靠收费发的财。

    协会本是一种群众组织，应该是自愿参加的，但中国特色的协会则不同，许多是权力部门官办的协会，如工商局办的私企协会、个体劳协，许多行业组织的协会，都带有强制性，都必须交纳一笔可观的年费。交管部门控制的驾驶员协会，全国驾驶员都必须参加，每年交纳会费，每年一次体检，一次车检，不仅浪费了人们大量时间精力，而且敛取了大量钱财。这些协会其实是权力部门的收钱窗口，是榨取人民血汗的官僚机器。

    中国的官僚机器实在庞大，冗员太多，据统计各种党政机关干部、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人员、国家机构聘用的人员数量高达5000万以上，官民比例也在古今中外名列前茅，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靠收费养活的，收费不仅是许多小金库的来源，是腐败的多发地，也是大量冗员的生活来源。在农村基层，愈来愈庞大的乡镇机构就是靠榨取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广大农民的血汗来维持的，计划生育罚款甚至也成了一些地方基层政权的重要财政来源，计生部门和基层政权的干部们不是怕农民超生，而是盼农民超生，超生了好罚款，好发财呀。

    闲话少说，话说殷钢把市委主要领导都摆平之后，又随市委书记郑铁去澳洲游玩了10天，经过这一番运作，殷钢因祸得福，与市委主要领导们的关系更近了，信任更深了。

    不久，岸东市委常委会通过决议，提名殷钢为岸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报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市委组织部牛部长亲自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布置，要求大家遵守组织纪律，保证市委推荐干部的任命获得市人大的通过，落实市委的干部路线。

    2004年初，岸东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对殷钢的提名，决定任命殷钢为岸东市副市长，主抓招商引资工作。

    这让了解殷钢其人的广大干部群众大跌眼镜，也让举报他的人感到震惊与无奈。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对殷钢的举报和反映，因为大家痛切地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当代官场，决定一个官员进退去留的关键不是民意，不是品德和才能，不是举报和反映，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如关系、金钱等等。这是一个如铁的现实，如果谁不承认它的存在，就要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文明的国家，这也写在《宪法》和执政党的文件上，但实际上落实和兑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治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思想和习惯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从国民党开始，又增加了党治的外衣，所谓“党国”，其实质还是人治。

    即使国民党，也是号称追求民主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更是以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为毕生追求，但落实民主在这个国度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孙中山曾设想通过革命推翻封建政权后，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也就是军事管制时期、党治时期和民主政治时期，最终实现民主，实际上真正的宪政在大陆并没有实现，倒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多年之后实现了，但国民党也失去了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