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思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察思并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这个观点对于他来说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于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来保证存货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思所说：“巴菲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诺言，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他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实上，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