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秀注重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