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

    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

    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

    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