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场呢？

    德皇于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隆，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十一月十四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1、李秉街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2、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适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3、巨野等七鲧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4、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5、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6、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围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〇七。）

    此六条墨汁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胶州湾租借条约》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1.11 “不可戳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〇〇）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下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下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八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葱。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