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esangue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还是徒步，我都同样高兴，如果能这样旅行一辈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运已经注定，我达不到那样远的地方。

    到达索勒尔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使。我的这位主教可真不幸，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必定完全清楚。主教的晋谒历时不过十五分钟，没有让我一同进去，因为这位大使懂得法兰克语，而且他的意大利语至少说得和我一样好。当那位希腊人出来后我正要跟他走的时候，我被拦住了。现在轮到我去拜见他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劝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我要求作一次个别谈话，要求被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我就在那里跪在他的脚下实践了我的诺言。即使我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我也不会少谈一点的，许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心事倾诉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活早就跃跃欲出，既然我已经向乐手路托尔毫无保留地谈了一切，我就决不想在包纳克侯爵面前还保守秘密。他对我讲的这段短短的经历和我谈话时流露出的那种激情，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使夫人的房间，把我介绍给她，并简单地向她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