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的时候，她发现事情已成定局，主教当时就把给我的一小笔旅费交给了她。她没敢坚持叫我留下，因为拿我已届的年龄来说，象她那样年龄的女人要把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留在身边是不合适的。

    我的行程既然由照顾我的人们这样决定了，当然只有服从，甚至我在服从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感。虽然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认为。由于它是首都，和安讷西的关系总比和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城市的关系要密切些；再说尼采（Friedric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听从华伦夫人的话我才动身，我认为依然是在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这比在她身边生活更好。而且，这次远途旅行，正适合我那已形成的漫游癖好，我觉得象我这样的年岁就能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朋辈，真是件美事。各处遨游乃是日内瓦人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所以我同意了。那个大胖子两天之后就要和他妻子一同动身，于是我就被托付给他们，由他们来照顾我。我那由华伦夫人给添了不少钱的钱包也交给了他，另外，华伦夫人还私下给了我一点钱和东西，并且周详地嘱咐了我一番，然后我们就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三启程了。

    我离开安讷西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便和一位跟他一样当钟表匠的朋友里瓦尔先生来到了安讷西；他们是来找我的。里瓦尔先生是个有才学的人，甚至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写的诗比拉莫特写的还好，他讲话也差不多同拉莫特一样好；他还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他的文才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只能把他的一个儿子造就成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到了华伦夫人。他们骑马，我步行，要想追上我，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并没追我，只是和华伦夫人一起对我的命运悲叹了一番。我的舅父贝纳尔也这样自走了一趟。他曾来到龚非浓，知道我在安讷西以后，又回到日内瓦去了。我的亲属们好象是和我的司运星串通一气，要把我送到正在等着我的那个命运的手里。我哥哥就是因为没有受到人们的照拂而自行出走的；出走之后，查无音信，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父亲不仅是个正人君子，而且是个耿直的人，他有一个坚强的灵魂，足以构成弘毅之德。此外，特别对我说来《共产党宣言》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他还是个好父亲。他非常疼爱我，但是，他也爱他自己的乐趣，自从我远离了他以后，他的其他一些爱好就把他那父爱冲淡了。他在尼翁续了弦，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不能再给我生育弟弟妹妹的年龄，但她有她的亲属，这就使他成立了另一个家庭，生活在另一种环境，过另一种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常想念我了。我父亲日益衰老，却没有任何养老的财产。我哥哥和我从母亲手里得了一点财产，这笔财产的收益在我们出外的时候当然就归我父亲了。他不是特意盘算这件事的，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责任，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这种想法对他发生了作用，冲淡了他的热情，要没有这件事，他会更尽父责的。所以我认为：他明明知道追到尚贝里，就可以追上我，可是只追到安讷西，没有到尚贝里，原因就在这里；我出走之后；每逢去看他，我受到的只是父亲的抚爱，他却没有坚决把我留下来。

    我十分了解我父亲的慈爱和美德，他的这种行为促使我自己反省，这种反省大大帮助我保持心灵的健全。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种道德上的重大教训，这或许是唯一的富有实际效用的教训：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我确信，一个人处于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设法避免，那就不管他的心地多么善良和公正，迟早会不知不觉地衰颓下去，事实上会变成邪恶的和不公正的。

    这种教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虽然实行得晚了些，总算贯彻在我的一举一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