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 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 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 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但写得好的是《低 能儿》，《一课》，《义儿》，《风潮》等篇；前两篇写儿童的爱好自然，后两篇写教师以 成人看待儿童，以致有种种的不幸。其中《低能儿》是早经著名的。此外，他还写了些被榨 取着的农人，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负压得不能喘气的。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 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圣陶极 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 （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假如上文所举各例大体上可说是理想的正面或 负面的单纯表现，这种便是复杂的纠纷的表现。如《祖母的心》（《火灾》中）写亲子之爱 与礼教的冲突，结果那一对新人物妥协了；这是现代一个极普遍极葛藤的现象。《平常的故 事》里，理想被现实所蚕食，几至一些无余；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 篇调子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阴谋；而 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子》里两个校长正在高高兴兴地计划他们的新事业， 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中》与《搭班子》只 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 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败，《搭班子》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 只指出这种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进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写《桥上》与 《抗争》，他似乎才进一步地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 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做了祭坛 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 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 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 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 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村镇人物的利己主义，提 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 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色的恐怖。”（如，《冥世别》—《大江月 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 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 家》第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时才“第一次描 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后面）。他诚 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种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 一种人物，或侧重于表现这一种人物，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 似乎只是“如实地写”一点；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 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茅盾先生论为“有意为之的小说”， 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