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橡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